急求论文一篇 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现象分析

1. 急求论文一篇 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现象分析

[目录]中文摘要1.新闻职业道德在转型期的缺失2.新闻职业法规缺位3.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失衡注  释参考文献[原文]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以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维护新闻媒体及新闻工作者的声誉和社会形象。由此可见，新闻职业道德在维护媒体公信力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闻职业在社会分工中担负着特殊的社会职责，根据新闻传媒提供的新闻及各种信息服务，人们可以适时地调整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以便更有效地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而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则可以进行必要的社会调控与舆论引导，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在我国，新闻事业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担负着传播新闻信息、引导社会舆论和服务社会与公众的任务，这种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它的工作的重要性和神圣性，也决定了对其从业人员素质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一个新闻职业人必须时时以满足社会与公众的新闻及各种信息需要，促进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必须具有新闻职业精神。近些年来，虽然我国新闻界在弘扬职业精神和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进展，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在2003年4月20日的上海车展中，“红包”媒体控制车展，报纸、电视铺天盖地的新闻竟然和车商自己所做的广告相差无几，在厂商的操控下，部分新闻传媒完全丧失了客观立场。同年9月15日，新华社发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11名新闻记者（其中有4名新华社记者）在采访山西繁峙矿难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和金元宝，上演一出“有偿不闻”的丑剧。《新闻记者》杂志连续两年评出的“年度十大假新闻”更是从较为专业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当前职业道德失范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以上种种有违新闻职业道德的现象，业内人士或专家在分析其内在原因时给出了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忽视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所造成的，有的则认为缺少监督机构[摘要]2003年9月15日，新华社发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11名新闻记者（其中有4名新华社记者）在采访山西繁峙矿难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和金元宝，上演了一出“有偿不闻”的丑剧。近年来，我国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现象层出不穷，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对于种种有违新闻职业道德的现象，业内人士或专家在分析其内在原因时给出了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忽视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所造成的，有的则认为缺少监督机构。但无论如何分析这一原因，其实它们都与新闻道德有关。对于各种形式的违背新闻道德的现象，我们的社会必须做出应有的反应，而且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彻底解决。近年来，业界及政府对道德失范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治，并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约，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探索造成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的原因，实属当务之急。山西“繁峙矿难”中所发生的记者受贿案是近年来职业道德失范事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本文将以山西“繁峙矿难”为例，从新闻职业道德在转型期中的缺失、新闻职业道德法规的缺位、新闻工作者自身存在问题三个方面来探究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的原因。希望这一研究对我国新闻界的职业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2]陈力丹.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记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但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对新闻传播事业造成巨大冲击，同时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有些新闻记者经不起社会的各种诱惑，频频出现丧失职业精神和违背职业道德的现象。而假新闻的出现则正是记者职业道德与操守缺失的突出表现。假新闻有如过街老鼠年年喊打，但却屡屡见诸报端。将分析假新闻形成的原因并且探讨防止假新闻的对策。 　　 　　

2. 结合所学的社会角色知识谈谈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饥饿的小女孩作者自杀看法

摄影不能加入感情，必须保持理性。谁走能做到呢，看到一个柔弱的孩子在你面前你不能第一时间或者第一时间的想法是给予帮助。心里承受不了了

3. 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是什么?

新中国第一个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是1981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各新闻单位共同制定的《记者守则（试行草案）》。1991年，全国记协又制定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该《准则》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先后于1994年4月和1997年1月进行过两次修订。修订后的《准则》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宣传纪律，维护新闻的真实性 ，发挥团结协作精神 等五项内容，作为我国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守则，其中特别将“有偿新闻”现象分列五个方面加以禁止，从而形成了我国较为完备的新闻职业道德规约。

4. 有谁能向我提供一些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的案例。

1994年3月，南非记者凯文·卡特拍摄的《饥饿的小女孩》，获得年度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7月27日夜，卡特服一氧化碳自杀身亡。


记者抓拍骑车人雨中摔倒事件
    2005年5月9日下午，《东南晚报》摄影记者柳涛背着相机“搜街”。当时下着小雨，天色灰暗，柳意识到要下大雨，而大雨天常容易出新闻。他计划拍一些照片，反映大雨给民众带来的影响。他沿着凤屿路向人集中的火车站走。
     将到凤屿路口，狂风骤雨大作。他到路旁一家酒点门口躲避。同在避雨的一名市民见柳挎着照相机包，就说：“你是记者吧？这路口有一个坑，经常害人摔倒，你们可以报道一下。”这话提醒了柳涛。
  他选了一个位置，给相机换上80-200的长焦镜头，镜头上光后，发现角度很小，电话亭、树和过往的车经常会挡住视线。他不知道坑到底在什么位置，小镜头可能捕捉不到。
  柳又换了一个离路口更近的位置，同时把长焦镜头换成12-24的镜头，这样角度比较大，容易捕捉需要的信息。然后又把相机设置成连拍。
  行人一个一个从眼前经过，我都用镜头留住，但是没有一个人摔倒。约1个小时过去了，柳有些灰心。他把相机挂在脖子上，一手扶着相机，一手按在快门键上。
  一个戴白色帽子、打着伞的人骑自行车从眼前经过，突然听到“哗”的一声，他下意识把镜头对准那人，右手按下了快门。
    随后他查看自己刚拍的照片，连自己都被镇住了，那个人不是预料中的从侧面倒下，而是向前倾，这种冲击力效果是可遇不可求的。 
   柳说没看清他是怎么摔倒的，更别说盯着取景镜头抢拍。等回过神来，那个人已经慢慢爬起，他的车没坏，人也没受伤，朝我望了一眼，就走了。
  兴奋之余，他突然回过神来，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柳在附近找了一根约2米长、10厘米粗的棍子，想立在坑内警醒路人，结果木棍无法立稳。经路人提醒，他在附近工地上找了一个修路的提示牌放在路口，这才挎着相机回到报社。
    因柳是新华社签约摄影记者，当晚选择了一组照片发给新华社。第二天新华社发了通稿。
  第二天，雨停了。他觉得有必要做跟踪报道，于是又来到路口，发现那样的小坑还有三四个，幸好已经被人填平了。（柳涛接受记者采访之叙述）
   第二天，《东南晚报》刊登了这组照片。编辑在编发这组照片时，“我们考虑到可能会引起争论，但媒体的责任告诉我们，披露事实以引起社会更多层面及部门的关注，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同时还有警示作用，防止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它比让记者站在“问题水坑”前面一个个地提醒人们有效得多。考虑到刊发这组图片利大于弊，于是在编发时，我们作了编后，提醒人们，小问题不解决，往往会酿出大悲剧。告诉人们应该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重要性。”（编辑自述）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北京青年报、东方卫视、新浪网等纷纷就这组照片展开一场关于“职业道德”和“记者良心”的讨论。


王某诉张某等侵害名誉权案
         1998年7月，王某在上海长征医院做了变性手术，被原单位解除用工合同，后无奈到甘肃某县打工。1999年5月，王某约请某市报社记者张某采访，向其详细讲述了自己做变性手术的前因后果，并提供3000字书面身世材料。张某拍摄了王某照片。张某要求在报道中不使用真实姓名及照片。
      张某将采访材料形成文章，连同照片一起登在市报上。文章中使用了王某的真实姓名，并有张某做变性手术前后心理过程的较详细叙述、描写与渲染。此后，张某又将文章投至《现代妇女》。《现代妇女》以《变性人王某》为题于当年第8期发表。
       文章发表后，在王某所在县城引起轰动。王某自称因承受不了舆论压力，遂再次失业。
          1999年9月，王某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名誉权被侵诉讼，要求三原告（记者张某、市报社、《现代妇女》杂志社）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王某诉称：“当时我同意发表此文，不料记者张某在文章中用了我的真名，还将照片也登了出来，个人隐私被暴露得淋漓尽致，使我无法工作生活。”）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撰写涉及原告王某隐私的文章公开发表在报刊上，虽经王某同意，但王某对被告张某具体写什么、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并不知情。被告在没有将写成的文章交由原告认可的情况下，公开在报纸及杂志上发表，给原告王某工作生活造成不便，构成名誉侵权。后原告与三被告接受法庭调解，自愿达成协议：张某赔偿4000元，某市报社赔偿6000元，《现代妇女》杂志社赔偿5000元。

5. 社会责任论的问世对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建设起了什么作用

　　的思想是广阔无边的,道德伦理无处不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道德修养 ：
　　dào dé xiū yǎnɡ
　　个人在道德上的自我锻炼，以及由此达到的较高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在不同的社会和阶级中，人们的道德修养有不同的目的、内容和途径。
　　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做到“日三省吾身”。首先，应当分得清先与后，该先的一马当先，该后的甘居最后。先进性最重要的特点是先，即走在前列，一是走在群众的前列，带领群众；二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时代潮流。共产党员要有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的思想觉悟，始终把党的利益、集体利益、他人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好事、喜事首先想着群众，不搞近水楼台先得月。再次，要有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优良品质，艰巨任务抢在先，危难之际冲在先，做改革创新的先行者，攻关克难的急先锋。生活享受往后靠，物质待遇不与人攀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人、带动人。第三，要有正人先正己的律己意识，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执行党的决议率先垂范，完成党的任务身先士卒，不落在群众后面。
　　道德修养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是公民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原则。诚信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其基本内涵是诚实、不欺骗、遵守诺言。它是人的一种最重要的品德之一，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当前，我国社会各界对大学生中出现的诚信危机深深地担忧，正观这种现象，形成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社会共识，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加强修养是大学生成才的基本规律
　　一、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修养观
　　1、道德修养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道德理想有着鲜明的阶级性。理想人格是一定阶级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最集中的体现。判断一种道德理想是否进步，是以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否起促进作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的。
　　2、马克思主义修养观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修养观的实质是两种道德观的斗争。
　　两种道德观的长期斗争，在道德修养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自觉性在道德修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没有这种自觉性，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修养。
　　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加强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是以自觉的思想道德修养作为显著标志的，它集中体现为完美理想人格的塑造。
　　3、马克思主义修养观的修养原则。
　　道德修养与实践相结合是无产阶级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革命实践和道德修养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要在革命实践中进行修养，唯一的原因就是只有实践才能够使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转化为人们的意志和品质，才能使道德教育呈现出实效性。
　　二、伟大事业要求大学生加强自我修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一项伟大事业。大学生只有加强自我修养，努力成才，把自己造就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才能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大学生要加强自我修养，是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在现阶段，大学生进行自我修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能够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准确把握时代脉搏，适应时代要求。第二，能够抵御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快地发展。第三，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完善自己的人格。
　　三、提高自我修养的自觉性
　　大学生进行自我修养，贵在自觉。如果没有修养的自觉要求，那就根本不可能进行真正的自我修养。大学生进行自我修养，首先必须有这种自觉的要求，即要有自觉性。
　　自觉性，在修养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它既表现为把自我修养看成是一种强烈的需要，又表现为自我修养中的主动性，还表现为自我修养的彻底性。一个人要是有了这样的自觉性，就能使自己的自我修养更富于成效。
　　大学生自我修养的自觉性是逐步培养起来的。
　　大学生提高自我修养的自觉性，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自我修养的强烈动机。
　　

6. 新闻背景分析怎么写？

浅论电视纪录片摄制工作

7. 关于记者坐等雨中摔跤人的作文范文

1.评论：职业伦理是看不见的力量
 
   
　　厦门，一场暴雨使马路上的坑坑洼洼被积水所蔽。　　一位骑车市民，被水坑所陷，摔倒，人仆，车翻。　　一名摄影记者，专门在此等候这一场面出现，完整地摄下了全过程。　　又有一位编辑，拿这些照片编了半个版的报纸，主题是“马路陷阱”，提醒市民出行小心，督促市政妥善解决。　　就是这样一件看上去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在本周舆论中引发了一场有关新闻职业伦理的激烈讨论。在新浪网上，网友的发言已超过3000条。　　明知路上有陷阱，却眼睁睁看着别人踏入而不作提醒和警示，有人责问这名摄影记者：“假如摔倒者是你的亲人，你还会在那里守株待兔吗？”　　与这些指责相比，辩护的理由和说法倒显得丰富一些。比如，有人认为，这名记者在狂风暴雨中苦苦等候了近1个小时，摄下了生动的新闻发生瞬间画面，忠实地完成了一个记者最大限度接近并纪录新闻事实的责任。对这件事情的争论，正体现了新闻职业伦理中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先去做一个好人，还是先去做一个好记者？有人举出了上世纪80年代获国际新闻大奖的图片《秃鹫与女孩》为例，试图证明这个问题在新闻传媒发达的西方社会解决得也不好。还有意见辩解说：“马路上的水坑陷阱不少，如果记者去提醒那位摔倒的骑车人，充其量只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但他拍下图片拿到报纸上发表，促动了政府职能部门改善工作，实际上避免了更多的人落入陷阱，对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功德。”　　在我看来，先做一个好记者还是先做一个好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要做一个好记者，恰恰要先从一个好人做起。如果把记者的敬业爱岗等素养，仅仅理解为准确及时地传递新闻事实，那就把这个职业完全等同于一种专业工具，而忽略了其职业在社会中更加关键和重要的核心价值内涵：维护良好的社会价值观。只有在职业行为中牢固地树立起这一信念，一名记者才有可能完成他的社会职责。　　见死(伤)不救，正是社会难以容忍、遭到公众鄙视的一种冷漠行为。眼看无辜的路人可能要痛苦、受伤，自己也完全有时间、有能力去预防，却守候在一旁期待事情的发生———当这样的画面一路过关最后出现在了报纸上，这种行为背后的记者职业操守基础已经开始剧烈地晃动了。它的无言含义是：只要报道很出色，报纸有人爱看，一个普通人的感受又有什么关系呢(据网友披露，摄影者还不止拍下了一位市民摔倒的过程，最后发表的照片是从数个摔倒者中挑选出的生动画面)？但如果对一个普通人的感受也如此漠然置之，那平衡社会、关注公众利益的媒体天职履行情况，由此也要被打上一个重重的问号。　　职业伦理，是近年以来在不少新闻事件中频频出现的话题。本周，备受关注的圆明园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又传出找不到环评单位来出具评价报告的新闻。国家环保总局一位官员为此公开点名，批评了一家环评单位因为怕得罪人而不敢接下这份“烫手的山芋”。他指出，虽然环评单位可以自主选择环评工程，但为了一点经济得失和个体利益，就放弃自己的职业道德和专业信誉，理应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是的，伦理道德在法律、专业规范等强制性的制度之外，却又被公序良俗、社会舆论等组成的一种无形力量所管辖。但让我感到迷惑的是，在当前不少关于建设职业伦理的宣讲中，屡屡可见一种错位，即把应该归于法律管辖的现象当成伦理问题来规范，比如新闻界号召记者抵制有偿新闻，医学界倡议医生不收“红包”；而应该属于伦理范畴的是非，却被看作是“连外国人都迷惑”的争议。在网上为这组骑车人摔倒图片报道而开展的调查中，有超过40%的人认为，摄影者的行为无可厚非。这些，也许都从某个角度，提示着社会公众对于职业伦理认识的模糊状态。所幸，还有那些坚决的反对声音。 
2.评论：传达新闻责任与社会公德心之间难平衡
　　昨日，数家新闻网站转载了一组发生在厦门的新闻照片。这组照片记录了一位骑车人在暴风雨中碰到路上的水坑而摔倒的全过程。新闻事件尽管不大，但网上的评论却高达200多条，网民争论的焦点，在于记者传达新闻的责任和社会公德心之间应如何平衡的问题。　　笔者看了这组图片，心里也不舒服，既理解摄影记者的委屈，也理解网民的愤怒。再想一想一个不算新鲜的话题，记者舆论监督的职责真的距离社会公德心真的很远吗？　　记者的职责在从业道德里面已经规定的很清楚了。新闻是处理真与假的问题，记者当然就是处理真新闻与假新闻的人了。忠实记录可以说是记者的本职工作。要忠实，就要客观，不能人为地干扰新闻事件的原始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记者本来就是有一定旁观身份的，暗中观察，伺机等待，不光是表现在揭黑、曝光等负面新闻中，甚至是有些中性的社会新闻，我们的记者都只是事实的记录者，而不是干扰事实发生的人。　　然而另一个问题是，记者也是社会人，人囿于生活环境，必须遵守社会秩序，讲求公共道德。新闻原则本来就是同社会公德存在一定距离的，甚至很多好新闻都是在记者权衡公德心与记录新闻之间作出的艰难选择，像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饥饿的小女孩》的记者凯文?卡特，他并不是没有公德心，而是选择了忠于自己的职业，如果没有公德心，可能他也不会因为没有办法承担社会舆论的指责而选择自杀了。雨中摔跤照片的摄影记者也并不是没有公德心，他竖了牌子，提醒路人，这一切发生在照片拍摄以后也并不过分。网民所不满的是照片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似乎在眼皮地下发生这样的灾难是记者冷漠所致。　　综合这些网民的愤怒来看，他们无疑又突出了一个社会问题，新闻写作手法从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要解决记者新闻职能与公德心不统一的弊病，唯有颠覆记者的职业道德准则。1954年颁布的第一个全球性的新闻职业道德规约《联合国国际新闻道德信条》就规定，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职业行为的崇高标准，是要求献身于公共利益，谋求个人便利及争取任何有违大众福利的私利，不论所持何种理由，均与这种职业行为不相符合。这本身就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要保证公众的消息绝对正确，一方面又要献身于公共利益，这本身就是很难两全的。中国的新闻理论里面规定新闻是自发的，不能人为地干扰，以笔者的理解，这无论如何都与公德心挂不起钩来，这也就是说新闻时间发生时，公德心对记者而言相对要弱化。　　网民关于记者公德心的指责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但笔者以为，如果真的要给记者群体的公德心来个批判的话，莫如转向记者的职业道德准则上去吧，因为记者们都是在忠实自己的从业道德，这一切都是拜职业道德准则所赐。只有这样，才能熄灭网民心中的愤怒之火，从而使他们对记者群体的公德心改善发出会心的微笑。   
3.新浪网友：我认为做人比做记者更重要
      我认为做人比做记者更重要。 　　在极端情况下，记者是先救人还是先拍照？一个可笑的问题。况且，这一事件还不是突发事件，记者本身完全可以预计到有人摔跤这一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下还拿“记者的职业”这个借口来捕捉这一原本就预见的后果，这也太过冷漠了。我只能说，记者职业责任感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冷漠的。 　　这个社会到底在倡导什么？什么是我们大家都共同认同的价值观？不惜一切代价固守做人的基本道德规范，不管是什么人还是什么职业，也不要问这样做值还是不值，统统都要为此让路。固守道德底线，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远离物欲横流、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可怕现实。    
4.新浪网友淡淡的云：反思抓拍骑车人摔跤
      这段时间在新浪上总看到一则题目：“记者抓拍骑车人摔倒引发争议”，很多天了，总是出现在很显要的位置，这个一目了然的题目一直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今天下午我却由于好奇无意中打开了这个标题，想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大家如此关注。 　　我看到的是一个记者抓拍到的自行车人雨中骑车，遇到一个水坑摔倒的场面。。。。。。拍的确实很好，很真实，看了后让人不由对他产生了同情，但看完后更多的感觉是这个记者一点公德、一点良知都没有，虽然他的摄影水平确实很高！ 　　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剧，说的是一个女孩在公路上被杀害了，这是一起杀人事件，有个摄影爱好者正好在远处看到了这个场面，他没有选择去制止这场暴力事件，而是马上把自己的摄像机拿了出来----摄下了这个女孩被害的全部过程，事后也未去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为获奖把图片贴到了网上。。。。。。当公安机关破案向他求证事情真相时，他还在扬扬得意于自己的杰作，对那个女孩的死一点都不觉愧疚！！ 　　今日的这个记者与这个电视剧中的摄影爱好者又有什么区别？！------幸运的是这个骑车人没有出现生命的危险，但雨中摔一跤总是件很狼狈的事情，却有好事者在旁边摄影，把别人的痛苦建立在自己的欢乐之上！这能说这个记者是个富有同情心、敢于仗义执言的有良知的好记者吗？！    
5.新浪网友：他就应该用记者的武器来证明事实
   　如果记者没有拍到骑车人摔倒的场面，就不能证明哪个坑一定会使人摔倒；就如同若没有记者拍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就无法证明日本人在南京从事了大屠杀。如果他正在从事记者的职业，他就应该用记者的武器来证明事实，如果他不是在从事记者的工作，就应该凭良心来帮助路人。请记住，记者不是什么上帝，更不是神仙皇帝，要创造幸福安全，还要靠我们自己。 　　相关专题：记者抓拍骑车人雨中摔跤引发争议   
6.一个暴风雨的下午，厦门的大街上有一个水坑，一个骑车的市民为此栽了跟头，一个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个场景。 
　　照片发表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记者传达新闻的责任和社会公德心之间应如何平衡”，即记者该去提示行人还是该拍照片。(5月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现实意义的伪问题。
      正如报道中所提到的，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南非自由摄影记者凯文·卡特，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的获得者。在他的获奖作品《饥饿的女孩》中，一个濒死的小女孩匍匐在地，身后不远处一只秃鹰似乎在等待她的死亡。
　　这张照片在《纽约时报》首发后举世震惊，成为南非儿童苦难的一个标本。凯文·卡特名声大噪，同时又受到指责，有评论家称他见死不救，是另一只秃鹰。数月后，这位摄影记者自杀身亡。
　　国内媒体在提到这件事情时，大都不容置疑地在他被指责和自杀之间画上了等号，即认为他死于无法承受舆论压力，无法平衡“新闻职责和社会公德之间的尖锐冲突”。
　　但我所看到的材料却并非如此。在一封遗书里，他把死因讲得很清楚：一是工作不顺，陷入物质上的困境；二是长期见证苦难之后的精神创伤，“我被这些记忆纠缠———杀戮、尸体、愤怒、痛苦……饥饿或者受伤的孩子，还有那些好战的疯子”。
　　在面对指责时，他谈到过同样的痛苦，然后说：“上帝啊，把这些问题暂时放到一边吧，你得工作。如果你不工作，就不要玩这个游戏。”作为一个见证苦难的记者，他有太多的精神痛苦，但并没有太多的职业困惑。他死于心碎，而不是(至少不主要是)什么舆论压力。
　　显然，国内的论者为了强调自己的论点，即新闻职责和社会公德尖锐冲突，而把凯文·卡特的死因做了片面化解释。
　　然而，我并不是要否认这种冲突的存在，它的确一直存在，而且在《饥饿的女孩》获奖之后成为美国的一个舆论焦点。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争论的前提是，新闻已经职业化甚至过度职业化。换句话说，这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后现代问题，是在充分现代化之后，社会分工精细化和普遍人性之间的矛盾，在前现代的中国现实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还在于：怎样完善社会分工，怎样建立职业伦理、培养职业精神？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的是道德伦常，缺的是职业伦理。学而优则仕，当了官就什么都管，而且重普遍性而轻差异性，重实体而轻程序(差异性和程序性都是职业化的必然要求)。在古代，县官把宣教、财政、司法、行政集于一身；到现在，有人也分不清记者、警察、法官、政府官员之间的区别。很多政府官员把自己当法官，把真正的法官当摆设；很多民众又把记者当官员，找记者解决应该是官员解决的困难。
　　在厦门发生的这个案例中，有人要求记者做交警，去立一块路牌；有人要求记者做路人，一走了之，总之就是不能做符合他职业身份的记者。
　　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古代社会道德伦理管理模式已经坍塌，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彼时彼地，那位记者在摄影专业领域，对自己能做什么事情应该是比较有把握的。假如他放下专业，先去做一个交警，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在别人告知他路上有坑、他并没有目睹任何人栽跟头的情况下，他的专业知识是否可以判断那里真的有坑，那坑又真的会坑害行人？他是否可以随便在路上立一块警示牌？如果他立错了警示牌又将如何？如果人人都可以立警示牌，怎么防止恶作剧？等等。并不是这些问题都一定会发生，但是作为一个系统，都必须得到回答。
　　现代社会的管理系统建立在承认人的有限性(不能包打天下，只能各施其职)和人性缺点(不能指望道德完美)的基础上，所以强调分工合作和制度监督。
　　新闻传媒的分工就是舆论监督。
　　新闻记者既不是法官，也不是政府官员，所以他既不能做出裁决，也不能具体解决问题；他甚至也不是道德宣判者，只是报道事实，分析原因，满足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那位记者通过镜头监督了交警部门的工作，致使路面迅速得到维修，是一次完美的尽职行为。
　　人们因为对职业化的新闻记者还不够熟悉，在很多时候由陌生感而产生抵触情绪，从而提出了很多伪问题。比如，“新闻记者的成就建立在人们的难堪和痛苦之上”。那么，很多作家的成就是否建立在人类的苦难之上呢？法官的成就是否建立在社会的不公之上呢？又比如，“政府部门正在调查(或者法官已经判断)的事情，记者为什么还要干涉呢”？
　　事实上，职业化分工之后，新闻传媒并不从属于某一系统，而是和其他系统一起，各自运作，从各个方面共同支撑着整个社会。又比如，新闻报道应该具有建设性而不是批评性。这是一个广为传播的伪问题。事实上，“建设”和“批评”从来就不是一对反义词，就舆论监督的本质来说，批评性就是建设性。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前现代问题与后现代问题可能并存，比如整体尚未职业化的新闻记者可能同时存在个别过度职业化的问题。无论如何，这还不是目前的主要问题。长平(上海学者) 
 
      以上仅供参考，希望能给你启示，关键还得靠自己，我相信你也有自己独特的精彩见解

8. 论消息来源中的伦理困惑

浅析消息来源保护中的伦理困惑
  在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里，甚至是最原始的社会中，也存在着社会伦理。人们赞扬一些行为，谴责一些行为；一些行为得到奖赏，而另一些行为受到惩罚。人们认为个人的某些个人和职业行为不仅会给个人，而且会给社会带来财富；另一些行为则被认为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我们谴责醉汉的快乐，是因为他的妻子和家庭，以及次日清晨的头痛。”[11]社会伦理是维系人之为人的本性、样态、特质的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一种与人的本性和本质同一的基本伦理，是任何人都认可并普遍遵循的伦理，是人在人兽之间、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划开的一条界线，任何人，无论种族、文化差异如何，都不能拘斥社会伦理的规范，它能使人免于沉沦和野蛮甚至到非人的境地。

对于任何有稳定职业的一个人而言，他都具备职业伦理及社会伦理的规范的双重性。没有公民道德，社会就会解体；没有职业道德，他们行业的生存与发展就失去价值和意义。职业伦理是一个人作为该职业的最低层次的规范，是相关职业人员应自觉遵循的职业道德，用自身的良知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职业道德和公民道德对于一个善的世界是同样必要的。职业伦理及社会伦理的两重性是任何一种适当的伦理学理论都必须说明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不同职业的人们不一定都能理解对方的职业伦理观，只能对社会伦理有着共同的认识和反应。譬如， 2005年5月9日下午，一场暴风雨袭击厦门，市区道路上的多处水坑让不少骑车人栽了跟头。当地报社的摄影记者柳涛在暴雨中等了近一个小时后，在厦门市厦禾路与凤屿路交叉路段，拍摄了一组一骑车人因自行车前轮突然陷入水坑摔倒的照片，在网上引起了对新闻伦理的置疑，产生了轰动的社会效应。类似这样的新闻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冲突事件在世界各地都时有发生。再如，1993年，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和西尔瓦一起去拍摄遍地饿殍的苏丹叛乱活动，拍摄到快要饿死的人的悲惨景象，以作品《饥饿的小女孩》赢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尽管他年仅33岁，但最终因无法承担社会舆论的指责而选择自杀。

实质上，社会伦理与新闻伦理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新闻要求用“用事实说话”追求客观性。也就是说，“媒体人在新闻活动中应如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中立者（neutral gatekeeper），要超然与不掺入自己的偏见，在报道中做到正反互陈，意见与事实分开。”[12]客观是新闻的最本质的要求，是新闻作为新闻的最底线标准，是新闻与谣言的根本区别。客观的新闻给受众以真实的事实再现，并能够作为事实的判断依据，是是非黑白的分辨开来的理性根据；不客观的新闻使人盲目而惘然，使新闻媒体失去可信任的价值。

新闻从业人员的天职就是忠实记录社会发展的进程和变革，而不是自己去改变甚至左右新闻事件的发展趋势。美国里兹大学哲学讲师基朗说，“记者的任务是，理清消息来源的性质，提供有根据的证据，分析事件中相关背景和关键人物的可能动机。这样公众就有比较明确的证据，以判断新闻报导是否客观呈现事实，是否根据事实进行公正评价，并对公众所关心的事件进行适当叙述。”他们履行自己责任的最好方式应该是，用职业化的方式取得新闻事件社会效应的最大化，而且这种效应是迎合大多数受众的客观需要。可是，当新闻伦理和社会伦理道德两者产生矛盾时，人们首先视新闻从业人员为社会的一分子，首先用社会伦理来规范、评价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显然，新闻从业人员作为最真实的消息来源的保护便自然地位于第二位，这种用社会伦理来评价职业行为的做法具有不合理性，但我们又无法要求人们完全了解新闻伦理。

 

（四）隐私权与消息来源保护

    

在危机的情况下，或者要获取社会敏感问题的消息而没有适当的、现成的消息来源时，一个负责任的，媒体会在征得新闻从业人员同意的前提下，指派或分配给这些记者新闻从业人员以特殊的采访、报道任务，采用职业化的手法——隐性采访充当事实、历史的见证人、目击者，从而使消息更具真实性和报道价值，更加吸引受众的眼球，使消息报道产生较为轰动的舆论和社会效应。

然而，在康德的眼睛里，“凡是欺骗，在道德上通常都是错误的。”[13]新闻从业人员为获得消息而进入一个黑暗的组织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那一系列错误的行为，便成为这些行为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代理人或制造者。更有甚者，媒体环境在一些个人道德缺陷的新闻从业人员的脚下被玷污，那些所谓公正、正当的介入理由，便成为这些新闻从业人员以公众知情权为幌子，偷窥他人隐私、蔑视他人生活尊严，用欺骗手法和不正当、不理性的手段获取消息的克隆体；逐渐感染另一部分个人道德存在潜在缺陷的新闻从业工作人员，从而使媒体的生存犹如下陷的地壳，在腐朽的思想和完全失去人性的伦理里越来越没落。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新闻从业人员的这些行为反映了社会最阴暗的现实，是社会风气败坏的表现；尽管从新闻伦理上而言，新闻从业人员的“隐性采访是为了公众利益。为了报道而进行信息采集时所发生的痛苦挣扎也是为了报道的正当需要”；[14]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分析，采取隐性采访的手段对待这种必须揭露的重要问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新闻从业人员同样也是社会的一员，其社会身份具有双重性，他们也必须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保护这样的消息来源时，新闻从业人员陷入社会、道德、新闻伦理的多种思想的困惑中。

 

（五）  有偿新闻与消息来源保护

 

现代社会各种企业、行业的竞争今非昔比，急剧地增长膨胀，企业、公司的竞争方式、手段多样化。可是，似乎每个企业、公司都已认识到传播在现代社会的重要地位，往往在新的产品或服务有所计划时，就早早地四处奔波，在大小媒体门前排好队，争先恐后地为媒体报道其产品或服务而鼓足钱囊。相应地，媒体在市场经济的浪潮的冲击下，使自身一点点地沾满商业的气息，也在为自己的广告做大量的宣传，以增加其利润，扩大自身的名誉和声势。因此，有偿新闻就有了其天然形成的天时和地利了。

这些需要媒体报道、宣传的企业、公司作为消息来源，为使消息报道对自己有利，增添曝光率和影响力，必将笼络新闻从业人员，主要通过免费馈赠的手段。免费馈赠指“新闻从业人员接受免费的赠品或财物，包括免费餐饮、免费旅游、各种旅游、特别折扣、礼金及免费使用各种设备等。”[15]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鸟翼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尽管《记者的伦理》一书的作者布鲁斯认为，免费馈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新闻实践证明，新闻从业人员接受了消息来源的免费馈赠，不仅使用报道的公正客观和真实程度受到质疑，甚至连从业人员的尊严也会受到损害。一般地，接受免费馈赠的价值和金额越高，对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的影响就越大，消息来源的保护又再次陷入两难的困境中。

然而，“凭借新闻力量歪曲事实蒙蔽受众，一时是可能的，想永远蒙蔽却是妄想。”[16]约翰·弥尔顿说，言论、写作和发表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新闻从业人员不能放弃这种自由，也不能肆意行使这种自由。他们应在用社会良知、公众权利等启发、引导消息来源主动想媒体提供消息，用优质的报道与良好的传播效果吸引消息来源的同时，对于消息来源提供的消息，新闻从业人员也不是言听必从，有闻必录。对可靠的、有价值的消息来源倍加重视，精心挑选，精心培养；对虚假的、无意义的消息来源认真调查，反复核实。

否则，媒体处理世间纷扰，过多地受制于各种条件，新闻现象被层层晦暗不明和不确定因素所笼罩，就会失去自我的声音，完全沦为外界权力和利益的传声筒，现代媒体将从太阳升起的另一个方向走向衰落。但是，“衰落远非这种信念的唯一出路，它鼓励人们的勇气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让人忠诚守信，对社会地位卑微的弱者表现出骑士的气概。”[17]对于消息来源在现实中存在的如此多的伦理冲突和困惑，“职业道德学家从未认识到，而且现在也未认识到，仁慈、慷慨、抛弃了嫉妒和恶意的自由同服从一个传统规范所提出的准则，在道德上具有同样的重要性。”[18]因此，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和冲突的理念——爱。

二、爱：新闻伦理的警戒线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万物的主宰，则爱是人们的一条自然的根本理性，是宇宙的核心，是永远没有冲突的。“在‘爱’的人生里没有其它善德。每种美德，都是生活在爱里的人考虑另一个人的特殊方式，并由此领悟到它与主是一样的。”[19]这种爱是博爱，作为精神美德，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正确位置，像勇敢处在懦弱之间，谦逊处在无耻和羞涩之间，义愤处在嫉妒和怨恨之间。一个有“爱”的慷慨之人所遵循的是吝啬和浪费之间的中庸。

中国五千年的百家思想虽然有其缺点，但是它为中国的新闻伦理和思想发展中却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孟子最早提出的“良知”，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明代的王明阳把“良知”推向顶点，认为万物皆可合而为一，那么世界是统一的，统一于良知；良心涵盖万物、涵育万理。“良知”同样具有 “爱”的本质，是世界的根本理性。可见，“良知”“良心”就与“爱”是同一体。

《墨子·兼爱》写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不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持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的兼爱思想虽忽视了个体利益之间的差别和冲突，使伦理道德理想丧失了经济、政治基础，但依然体现了“爱”的本质，体现“爱”作为新闻甚至社会各界伦理的警戒线的合理性。

从另一个角度说，康德的思想“只按你的意愿能成为普遍规律这一准则行动”，也是“爱”的同一体。也就是说，凡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正确的，对其它所有人也都是正确的。康德把良心与责任置于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任何人做事都必须基于与生俱来的良心，良心会告知我们如何承担道德责任、如何选择善恶、如何区别好坏。“出自仁慈的快乐是善的，出自残忍行为的快乐是恶的。”[20]人一旦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不管是轻微的还是无意的，都应产生本能的负罪感，良心便把伦理法则嵌入到人类的本性之中。“善良意志像珠宝一样闪光”，[21]而良心的责任就是为责任而履行责任，所有理性生物对良心都具有无条件的约束力。为遵守这种“良心”，即“爱”，即使牺牲所有人天性的愿望和社会法则也在所不惜。因此，欺骗、偷盗、不诚实等行为永远都是错误的；而仁慈、说真话，则永远都是普遍正确的。时代的变迁也不能改变它们的标准。有了“良知”，有了“良心”，也有了“爱”，我们的世界和社会才呈现一片理解和祥和。

“一切科学都与人性有关。”[22]人类始终一直追求理性、坚持构建理性完美繁荣的世界，“在理性的世界中，我们在事实的基础上谈论价值，事实高于价值，或只谈事实不谈价值”。[23]马克思说：“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24]在现实的新闻工作当中，如果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能够心存良知，运用这一“爱”——无私、关怀他人、入乡随俗的“爱”的思想，并由此与友谊、虔诚、与人为善这些含义较弱的观念区分开来，承担自己不容改变的责任，处理社会的不公正、隐私、暴力色情、黑暗等严重恶化社会良好风气的问题，将会减少很多冲突和纷争。特别是在保护负面消息的来源时，新闻从业人员的“爱”的思想对某些无辜卷入消息中，并在某中程度上因消息而受伤害的人们理解甚至支持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使各种冲突最终达到理性的统一。尽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但是如果新闻从业人员越过了或舍弃作为新闻伦理警戒线的“爱”，那么消息来源保护中将出现更多的新闻伦理与其它的伦理、道德、法律等冲突。因此，新闻从业人员不能缺少这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