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赋税制度是什么样的？

1. 宋代的赋税制度是什么样的？

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也是由唐代两税制沿下，我们不再详讲。只讲一点较重要的。本来两税制度，把一切赋税项目，都归并了，成为单一的两税。租庸调是三个项目分列的，对田地有租，对丁役有庸，对户籍有调。让我们眼前浅显举例，譬如台湾征入农田米谷这是租。要台湾民众义务服役，修机场道路水利工程之类这是庸。糖是台湾土产，政府要台湾一地贡献多少糖，由民间摊派，按家分出，这是调。两税法则把这三项全并入了田租，因此田租额增高了。政府收取田租之后，如要修机场筑道路，应由政府出钱自雇工役。如政府需要糖或其他物品，也应由政府出钱自买。政府向民间收税，则全归入一个项目下。这样过了多少年以后，这办法便出了毛病。晚唐时代军事时起，军队到了一地方，依旧要民众帮忙如修路之类，又要征发地方特产，如台湾出糖，别处军队到台湾来，便不想自己买糖，却向民间要。他们认为这些是向来如此，他们却忘了原来这些庸与调早已包括划并在两税里，把民间田租加重了，现在又要地方出劳役，出土贡，那岂不是民众又增加了负担吗？这一种可有的流弊，在唐代改行两税制时，早有人说到，因当时单图税收便利，信不及，到后来却逐步实现了。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在汉代，中国本有地方自治组织，其首领称三老，三老之下有啬夫游徼。三老是掌教化的，啬夫主收田租，游徼管警察盗贼。他们都代表地方，协助政府。这一制度，到隋唐便没有了，变成有名无实。到了五代时候，军队每到一地方，要地方出力役，出贡调，那些本来早不在国家规定的制度里，于是临时就得找地方领袖，向他们要房子，要稻草，要马料，要用具，要壮丁，要给养。这明知道不好办，但也得勉强办。军队常川来往，这些地方领袖，就变成专是对上班差。地方行政官却感到有此一种人，又省事、又易督责，于是即使地方上没有这样人，也硬要举出一个两个来。军队像水一样地流，到了某地就要派差，所以办差的办上三五年，家私就垮了。一个垮了，再找另一个。以后即使没有军队需索，地方长官也依然沿着旧习，仍要地方照常办差，这样就变成地方又多了一笔负担。而更坏的是使地方上没有一个能兴旺的家，兴旺了，派差便轮到他。这是宋代之所谓差役法。宋代之差役，也如秦代之戍边，都是由前面历史沿袭下来，政府没有仔细注意，而遂为社会之大害。王荆公变法，始订出免役钱的办法来。由政府规定，叫地方出钱，每家摊派，如此可免地方上私家为政府办公差破产之苦。但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要民众摊出免役钱，岂不又要增重民众的负担？但王荆公的主张，认为政府既不免要向地方需索，与其择肥而噬，是一家一家排着次第破产，不如平均摊派，为害转轻。以后司马温公做宰相，他对荆公新法，一切反对，因要恢复差役，其时荆公已退休在南京，听得此消息，他说：“这件事还能反对吗？”可见荆公对此制度之改革是确有自信的。苏东坡原来也反对免役法，但后来对司马温公主张复役又反对了。温公力主执行，东坡对他说：“从前我们反对王安石不许人有异议，为什么你执政了，又不许别人有异议呢？”但温公终于不听，旁边跑出来一个蔡京，他挺胸力保说我三个月可以把差役法办成，结果终于给他办成了。但是后来驱逐温公旧党重行新办法时，即是这个蔡京。现在大家都知道蔡京是个坏人了，在当时连司马温公也认他是好人。我们专凭此一制度之变动与争执，可见要评定一制度之是非得失利害分量，在当时是并不容易的。而人物之贤奸则更难辨。但蔡京害了温公尚浅，他害了荆公却深。因他后来主张新法，把宋朝弄坏了，后世遂连荆公都骂作小人，岂不是蔡京连累了王荆公遭受此不白之冤？但王荆公的免役法，则直到清代，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便一向不再有力役了。然而正因为没有役，人口就不要详密计算。中国政府的户口册子，宋代有，明代有，清代开始有，后来逐渐没有了。即便宋明两代有，也不觉重要，因而不甚可靠了。王荆公的免役法，还得人人出钱免疫，明代有一条鞭法，又把丁税归到田租里，便不看重人丁了。到清代中叶以后，有地丁摊粮永不增赋之令，于是便不要丁册了。然而这样一来，变成只有土地与政府发生了直接关系，人口与政府却像没有直接关系了。一个国民，只要没有天地，不应科举考试，不犯政府法令，甚至他终身可以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直接关系，这又岂是中国政治上历来重看轻徭薄赋制的理想者所预期而衷心赞成的呢？

2. 宋代的赋税制度是什么样的？

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也是由唐代两税制沿下，我们不再详讲。只讲一点较重要的。本来两税制度，把一切赋税项目，都归并了，成为单一的两税。租庸调是三个项目分列的，对田地有租，对丁役有庸，对户籍有调。让我们眼前浅显举例，譬如台湾征入农田米谷这是租。要台湾民众义务服役，修机场道路水利工程之类这是庸。糖是台湾土产，要台湾一地贡献多少糖，由民间摊派，按家分出，这是调。两税法则把这三项全并入了田租，因此田租额增高了。收取田租之后，如要修机场筑道路，应由出钱自雇工役。如需要糖或其他物品，也应由出钱自买。向民间收税，则全归入一个项目下。

3. 宋代的税赋制度有什么历史意义？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广泛而深入，使宋代各项经济制度的制订和实施呈现出新的特点，而宋代赋税制度的变迁，正是这些特点的充分体现。
宋代赋税制度变迁所发挥的作用，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宋朝徭役制度与赋税、保甲、胥吏等制度以及农民的生活等关系紧密，是政府对基层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制度，对宋朝社会的发展和国计民生具有很大的影响。

4. 宋朝推行的是什么赋税制度？解释一下

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也是由唐代两税制沿下，我们不再详讲。只讲一点较重要的。本来两税制度，把一切赋税项目，都归并了，成为单一的两税。租庸调是三个项目分列的，对田地有租，对丁役有庸，对户籍有调。让我们眼前浅显举例，譬如台湾征入农田米谷这是租。要台湾民众义务服役，修机场道路水利工程之类这是庸。糖是台湾土产，要台湾一地贡献多少糖，由民间摊派，按家分出，这是调。两税法则把这三项全并入了田租，因此田租额增高了。收取田租之后，如要修机场筑道路，应由出钱自雇工役。如需要糖或其他物品，也应由出钱自买。向民间收税，则全归入一个项目下。这样过了多少年以后，这办法便出了毛病。晚唐时代军事时起，军队到了一地方，抑就要民众帮忙如修路之类，又要征发地方特产，如台湾出糖，别处军队到台湾来，便不想自己买糖，却向民间要。他们认为这些是向来如此，他们却忘了原来这些庸与调早已包括划并在两税里，把民间田租加重了，现在又要地方出劳役，出土贡，那岂不是民众又增加了负担吗？这一种可有的流弊，在唐代改行两税制时，早有人说到，因当时单图税收便利，信不及，到后来却逐步实现了。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在汉代，中国本有地方自治组织，其首领称三老，三老之下有啬夫游徼。三老是掌教化的，啬夫主收田租，游徼管警察盗贼。他们都代表地方，协助。这一制度，到隋唐便没有了，变成有名无实。到了五代时候，军队每到一地方，要地方出力役，出贡调，那些本来早不在国家规定的制度里，于是临时就得找地方领袖，向他们要房子，要稻草，要马料，要用具，要壮丁，要给养。这明知道不好办，但也得勉强办。军队常川来往，这些地方领袖，就变成专是对上办差。地方行政官却感到有此一种人，又省事、又易督责，于是即使地方上没有这样人，也硬要举出一个两个来。军队像水一样地流，到了某地就要派差，所以办差的办上三五年，家私就垮了。一个垮了，再找另一个。以后即使没有军队需索，地方长官也依然沿着旧习，仍要地方照常办差，这样就变成地方又多了一笔负担。而更坏的是使地方上没有一个能兴旺的家，兴旺了，派差便轮到他。这是宋代之所谓差役法。宋代之差役，也如秦代之戍边，都是由前面历史沿袭下来，没有仔细注意，而遂为社会之大害。王荆公变法，始订出免役钱的办法来。由规定，叫地方出钱，每家摊派，如此可免地方上私家为办公差破产之苦。但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要民众摊出免役钱，岂不又要增重民众的负担？但王荆公的主张，认为既不免要向地方需索，与其择肥而噬，是一家一家排着次第破产，不如平均摊派，为害转轻。以后司马温公做宰相，他对荆公新法，一切反对，因要恢复差役，其时荆公已退休在南京，听得此消息，他说：“这件事还能反对吗？”可见荆公对此制度之改革是确有自信的。苏东坡原来也反对免役法，但后来对司马温公主张复役又反对了。温公力主执行，东坡对他说：“从前我们反对王安石不许人有异议，为什么你执政了，又不许别人有异议呢？”但温公终于不听，旁边跑出来一个蔡京，他挺胸力保说我三个月可以把差役法办成，结果终于给他办成了。但是后来驱逐温公旧党重行新办法时，即是这个蔡京。现在大家都知道蔡京是个坏人了，在当时连司马温公也认他是好人。我们专凭此一制度之变动与争执，可见要评定一制度之是非得失利害分量，在当时是并不容易的。而人物之贤奸则更难辨。但蔡京害了温公尚浅，他害了荆公却深。因他后来主张新法，把宋朝弄坏了，后世遂连荆公都骂作小人，岂不是蔡京连累了王荆公遭受此不白之冤？但王荆公的免役法，则直到清代，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便一向不再有力役了。然而正因为没有役，人口就不要详密计算。中国的户口册子，宋代有，明代有，清代开始有，后来逐渐没有了。即便宋明两代有，也不觉重要，因而不甚可靠了。王荆公的免役法，还得人人出钱免役，明代有一条鞭法，又把丁税归到田租里，便不看重人丁了。到清代中叶以后，有地丁摊粮永不增赋之令，于是便不要丁册了。然而这样一来，变成只有土地与发生了直接关系，人口与却像没有直接关系了。一个国民，只要没有土地，不应科举考试，不犯法令，甚至他终身可以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直接关系，这又岂是中国政治上历来重看轻徭薄赋制的理想者所预期而衷心赞成的呢？

5. 宋代的税收来源主要依靠哪一地区？

两宋的赋税，主要是继承唐代两税法而来的二税以及其他一些承继五代弊政而来的苛捐杂税。二税是对土地产权所有者收地税，其征税对象既包括地主，也包括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其他的苛捐杂税，有只针对产权所有者的，如支移、沿纳、折变等；也有针对所有国家居民、按人头摊派的，既有地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包括佃农在内，如丁盐钱、丁绢等。从理论上来说，在产权私有的状态下，无论何种赋税征收方式，都是来源于土地收益权的再分配。因此，宋代的赋税是建立在地租基础上的再分配，是集中化的地租。
而宋朝时经济重心的南移基本已经完成，南宋真正完成。赋税主要来字南方江南一带

6. 宋朝农民都纳什么税

宋朝的田赋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公田征收的田租，二是对民田征收的二税。
 
　　宋朝的职田、学田、仓田，都是有专门用途的公田。国家一旦拨付土地，将由官吏、学校和地方官府出租，没有规定统一的征收率。估计，其地租率应该与民间的民田是相同的。这些收入是作为官员的俸禄、补贴、学校的经费、救灾储备等来使用的，不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
 
　　屯田和营田是国家将荒芜的土地交给军队耕种或者暮民耕种，国家适当的提供一部分资金或者贷给耕牛或者良种，来收取地租的。其中，军屯的目的是满足国家军队经费的需要；民屯的目的是安抚流民，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
 
　　二税是对民间的民田征收的土地税。其名称是仿效唐朝的两税法而来的。二税分夏秋两个季节两次来征收。但是，二税的税收负担全国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据史书记载，宋朝田赋的征收率应该是区域性的。一个地方实行一个征收率，而且征收率之间的差别很大。赋税负担不均匀。到南宋的时候，由于战乱，田赋征收非常困难，收入比北宋相去很远。淮南一些地方就不再征收两税了，福州等地的赋税征收率也相当低，多的收钱5文，米1.5斗，少的收钱1文，米仅仅“合勺”。
 
　　另外，两宋除了田赋之外还有田赋的附加。包括折纳、支移和交钱等。
 
　　折纳就是官府令一些地区将夏秋两税折成指定的物品，价格由国家来规定。折纳本来是一种赋税的征收手段，但是，由于折征的价格掌握在官府的手中，所以，对纳税人来说就增加了赋税负担。
 
　　支移和脚钱。当时，田赋的征收主要是实物，这些实物必须运送到国家指定的地点，这就需要运费。这些运费还要纳税人作为田赋之外的负担来承担，称作支移和脚钱。
 
　　宋朝当时的田赋也是有减税、免税政策的，主要包括灾歉减免、贫困减免和示恩减免。
 
　　灾歉减免主要是对遭受水、旱、风、雹等自然灾害和虫害以及瘟疫灾害的地区给予减免田赋的待遇。贫困减免是对生活困难的百姓给予一种田赋减免。如干德二年（964），曾“免诸道今年夏税之无苗者”。示恩减免是统治者为了显示皇上的恩典给予百姓的减免，主要是对新政府地区的百姓而言的。

7. 北宋和南宋的赋税和徭役有什么不同之处？

宋代的赋税，沿用唐朝中期以来的两税制，夏秋两次征收。但宋代两税已不同于合租庸调制为一的两税，而是以田税为主，外加两税之外的杂税和徭役等。北宋和南宋的赋税和徭役各有不同。
北宋田税法令规定，向土地所有者按土地的数量好坏收税，每年夏、秋各收税一次，又叫夏税、秋苗、秋税。
每年秋收后按亩征收的粮食，在北方各地，大致是中等田每亩收获一石，纳官税一斗；在江南、福建等地，亩税3斗。宋代秋税一般不按实际产量抽税，而按亩定额征税，因各地农业生产情况不同，所以税额也有较大的差异。
夏税收钱，或折成绸、绢、绵、布、麦缴纳，在夏季田、蚕成熟时征收。税额依上、中、下田的等第按亩规定，但各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别。
宋室南迁后，政府采取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这些措施对南宋的赋税产生了直接影响。
南宋时期，地主招募客户耕种土地，客户只向地主交纳地租，不承担其他义务。这种租佃制在南宋普遍发展，在大部分地区，客户契约期满后可以退佃起移，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
同时，客户直接编入宋朝户籍，承担政府某些赋役，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因而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离土离乡，转向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活动。
在南宋官营手工业作坊中，雇佣制度代替了强制性指派和差人应役招募制度，工匠受到的人身束缚大为松弛。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不仅推动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又促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南宋还设立义庄进行社会保障。义庄主要由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凭其秩禄买田置办，用于出租，租金用来赈养族人的生活。义庄的设置在一定范围内保障了族人的经济生活。
南宋时期，农田得到更多的开垦，以“海上丝路”为主线的通商外贸发达，手工业生产也跃上新的台阶。伴随经济生活的发展，一些税赋种类的扩大是需要的。同时，由于长期战乱这一不利环境导致的财政，南宋政府也迫切需要开辟其他税源。比如南宋初期开始征收的新杂税“经总制钱”等。
经总制钱是经制钱和总制钱的合称。经制钱始于1122年，系经制江淮荆浙福建七路诸司财计的经制使陈遘所创。总制钱是孟庾在1131年所创，包括转运司移用钱、出卖系官田舍钱、人户典卖田宅牛畜钱等。经制钱和总制钱两者征收后皆先管于各州，每季度起发送往南宋行在。南宋以增赋为主的理财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增加税种外，南宋政府还沿袭了北宋，主要有茶、盐、酒、矾等几项，涵盖了最为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南宋初年，局势混乱，两税无力开征或无法纳往政府时，政府开支几乎全部出自盐榷。当南宋政权稳定下来后，专卖收入牢牢地占据了财政的半壁江山。

8. 宋朝的政治军事赋役制度是怎么样的?

　　一、[宋朝的经济商业]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

　　宋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经济法令，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丰厚的社会财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税于民又能保证政府收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治理国家的良性循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宋朝已经走出农业文明了，宋时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那迈进了。宋朝的手工业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比西方资本主义印刷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学者苏东坡曾给一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生意大振。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现类似现代报纸的"小报"了。世界的中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

　　三[宋朝的政治民组]
　　赵匡胤得意于诸侯割据，他深深的知道诸侯割据对国家人民的种种坏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吸取了唐朝诸侯割据[实质上是国家四分武裂]的经验教训。是加强中y集权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略。宋太祖赵匡胤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宋太祖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历代皇帝都严格执行这一祖训。即使是因战乱得位的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也只开三回杀戒。这在其他历朝历代都是极其罕见的。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吸取中国过去的历史教训。司马光编著了著名的《资治通鉴》。以参知政事的设立为标志，宋朝实行宰辅集体领导制，是中y集权更理性化运转的一种标志。在相当程度上皇帝也必须听取宰辅集体的意见，应该说最高统治者不能凭一己之喜怒哀乐随意处置朝政或决定大臣的去留乃至生死命运。国家治理的"文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宋朝仁义立国，政局清明。宋朝的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的专权干政乱国。宋朝没有文字狱，官员们不会因为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宋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宋仁宗时近一步增加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以文治国是中国从野蛮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进程的标志。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致使宋朝涌现出大批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等等伟大的名字。中国历史上只有宋代才能出现像包拯这样和仁宗皇帝在朝堂上当面争吵，包拯的唾液都飞溅到宋仁宗皇帝的脸上的事。宋仁宗即使再生气也没把包拯怎么样。包拯照样勇于直谏、照样升职为官。"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宋仁宗对疑难案例都是从轻发落。可见宋代皇帝的开明与民组。整个社会尊重知识份子，文化人地位空前提高。宋朝历代都特别爱惜人才，优待官员。即使是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这样的重大犯罪也只是流放了事。宋代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下级官员可以告上级官员。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难幸免。其中包拯就把他顶头上司及几位比他职位高的官员弹劾倒了。包拯这样的人物只有在开明的大宋王朝才能产生。宋朝民告官的事也屡见不鲜，各级衙门门口都贴着反腐规训，人民可以上诉、告官，直至胜诉。

　　宋太祖招令300人去天竺求取经书与舍利。宋太宗曾亲自接见古印度婆罗门僧人和伊斯 教徒。在宋朝有大量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其它教徒拥有自己的屋舍、教堂、寺庙。加上宋的儒教、道教的繁荣昌盛。可见宋朝的中国以是多宗教并存开放的国度了。只是在宋朝基督教、犹太教及伊斯 教根本竞争不过儒教、道教、佛教。早在马克菠罗到达中国之前就有大量的欧洲商人到达中国经商。现西方又发现有意大利商人兼学者雅各.德安科纳早在1271年就到达中国的泉洲并记下了传记。那时只是在泉州生活经商的就有大批威尼斯人、犹太人、英国人、萨拉森人、法兰克人、锡兰人、印度人、小爪哇人、比萨人及一些黑人，还有来自亚力山大里亚、布鲁格等地的人。大批欧洲及亚洲人在中国经商或定居，那时泉洲已有大量混血儿。其中宋朝更是同化了大批犹太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是有记载的在宋朝首都开封就有犹太人的17个大家族，接受"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约法三章之后，定居中国。同化犹太人足见宋朝各个方面的强盛。可见中国文明及科技技术在宋朝时就传播、影响到西方。各种信仰的各种人一同和睦相处的生活在开明富强的大宋社会里。合而不同是大宋王朝的整体写照。

　　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y的时期。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宋朝闻名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成为儒家弟子吸取文化乳汁的圣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科教兴国不仅促进了科技、商业、文艺的繁荣，也推动了政治的多元化思维，民组开明的政治报复思想的派系建立等。

　　宋朝的政坛并非一滩死水，宋有民主的党派之争，宋有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等。改革派，保守派并不是简单的两个派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公元1042年范仲淹、欧阳修变法实行"庆历新政"。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法，欧阳修也反对，苏轼也反对。但反对和反对的观点也不同。苏轼在变法派执政时反对变法过急，又在保守派执政时发对对新法全都抛弃。司马光与王安石彼此相互尊重，只是政见不同。两派人士虽然观点立场不同，都不是为私利而是以国家利益、人民为重。宋的党派之争是民组政治的典范。

　　五[宋朝的军事武功]
　　宋军初期其实并不弱。到979年，高丽女真皆贡于宋。宋朝的开创者赵框胤出身贵族，是一个高级将领。他本身并不注重抽象的理论而是非常注重实际技术、重视科技。他称帝后，很少与文臣探讨儒家典籍，而是经常亲自出题科考或亲临造船务、监督水战、整饬军政等。赵光胤本身很重视军事武力建设的......他经过了一番沥血奋战，灭后蜀、南唐，初步完成了统一。他不给武将太多权利是因为怕军阀割据、国家不安定......他死后传位于其弟。宋太宗赵光义又灭了吴越、北汉等国。根据赵光胤的遗愿收回燕云十六州发动两次侵辽战争。宋军主动进攻辽军，可见宋军的实力并不亚于辽军。由于轻易冒进、前线指挥失物等等原因使宋军没有取得成功，但也没有溃败。宋军停止了对辽战争是因为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后建国不久，宋需要调整。

　　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大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使两国成为兄弟之邦。同时宋朝同意每年给辽国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相当于30万贯）。公元1021年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总数为15000万贯。北宋时期宋政府的平均年财政收入应在有10000万贯以上。一两白银兑等于一贯铜钱。30万贯对宋朝每年的巨大的财政收入来说不值一提。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只是陕西一地，战争军费比和平时期军费高1300万贯。最重要的是"澶渊之盟"使宋朝依然侵占辽国"关南"之地瀛、莫二州。澶渊之盟是赏赐失败者财物的盟约决不是失败者进贡赔款的盟约。"岁币"对宋政府及人民根本不构成丝毫压力。"澶渊之盟"使宋辽两国进入100多年和平交往的友好时期，使中国的北方恢复安定，促进了汉、契丹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契丹人的汉化。到耶律洪基时，契丹人与汉人已没什么区别了，甚至连契丹语都不会说了。当宋仁宗去世的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从此以后宋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文化建设为国策，使那时的中国就远离了原始的武力扩张、掠夺财务的野蛮阶段。北宋拿点小钱换来了长期的安定和平、稳定的发展。使宋的商业、经济、科技、技术等等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致使北宋国事强盛、海内升平、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瑞气。也使人们长期处在一种富足闲暇状态。长期的和平也使宋、辽两国逐渐退化了的野蛮战斗的能力。也使宋朝远离了原始、落后的世界。公元1040年范仲淹挂帅到陕北多次打退西夏军，从此西夏不敢冒犯。范仲淹本着安定边疆的百年大计，主动引见亲近羌族首领加强睦邻友好。人民歌颂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据史书记载当他死去的噩耗传至边地时，"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北宋政府向西开疆三千余里，归附中国的藏族有二十万众。并实行屯田，分给归附藏族田地耕种。王安石:"今青唐、洮河，幅员三千余里，举戎羌之众二十万，献其地，因为熟户。"被招募安置的藏族称为熟户。宋没有倾尽全国之兵、全民之财反动对辽、对西夏的进攻是因为吸取了隋扬帝、汉武帝的教训。战争侵略得到的远远比不过自己创造的。开明的政策使宋朝的人们长期没有战争、兵役、苛税这三大"灾害"之苦。使宋朝人民长期生活富强安逸。如果说秦亡于苛政，汉亡于战乱，隋亡于兵役，唐亡于割据。那么宋就亡于安逸。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以前、以后，中国一直到现在还实行的是强制性征兵政策。募兵制就是国家不强制你当兵，你当不当兵靠自愿。当然你当兵国家是给你钱的。宋朝的士兵都是招募的雇佣兵，而这些雇佣兵都有非常厚重的薪金，国家为此所付的军费是惊人的。政府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国家收入为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零五缗，支出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缗，财政赤字为四百二十万缗。此举被现代一些学者讽刺的称为"冗兵"、"积贫"。"冗兵"、"积贫"是宋朝内定的民主开明的国策结果，不是外敌的压力造成的。过于民主的政策和长期的和平富足的生活也是使宋军战斗力弱的原因。

　　宋代在军制上有进步之处，把军政机关与指挥系统分离，将动员系统与指挥系统分离，这些都是现代军事的特征。宋朝在缺乏长城防御设施依靠情况下坚持国富民强三百余年，不能说宋朝太弱，宋军太弱。宋不是没有能力进攻只是国策问题。宋的总兵力远远超过辽、金、蒙等国。但宋的机动兵力、在一线的兵力及却比不过它国。宋的战争成本比落后的国家要高很多。宋军兵分散。因为宋军有大片疆土、大量人民、大批财富要守。这些都是宋军的负担。而侵略军没有什么负担，想打哪就去哪。攻下了就有大批财富、美女。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长期的和平的国策使宋军丧失了进攻的能力。

　　在冷兵器时代，越野蛮就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你落后贫穷就有动力掠夺比你富裕的人。辽国比宋野蛮，所以宋给辽钱绢。金比辽野蛮，所以金灭了辽。蒙古人比金人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蒙古人比宋人野蛮得多，所以宋当然打不过蒙古。纵观世界史，历史上文明的古国都是被比它落后、野蛮的民族消灭。齐被秦消灭，不是因为没有秦国富裕，而是没有秦国野蛮。楚被秦消灭，不是因为没有秦国有文化，而是没有秦国武力强盛。

　　一个人越富裕越怕死，越幸福越热爱生命。一个人越穷困，越不怕死。一个饿着肚子的人会比吃饱了的人狠。一个为有饭吃、有衣穿而发愁的人会比衣食无忧的人做战勇猛。一个强盗会比一个书生厉害。宋人太文明了，过惯了安逸而富裕的生活。宋兵很弱。有宋诗云："父母生我时，教我学耕桑；不识官府严，安能事戎行！执枪不解刺，执弓不能射；团结我何为，徒劳定无益。"宋人是为生产、创造、和平而生的。蒙古人生下来是骑马、掠夺、战斗的。宋人人性大多是善的，蒙古人性大多是恶的。怎么可能战得过原始凶猛在血雨腥风中奔出来的蒙古铁蹄？

　　蒙古人的可怕在于它不只拥有原始游牧民族野蛮的战斗力，而且还拥有文明民族先进高超的技术。蒙古人攻打下一座城市，唯一留下的一种人，不是年轻美丽的女人，也不是天真的孩子，还不是年迈的老人，而是这座城市的工匠艺人。在古代蒙古人就好比在现代，它不仅具有阿富汗塔利班人不怕死的精神、还拥有美国人的原子弹等高科技武装技术。
　　宋元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悬殊最大的民族战争。因为一个是正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顶期文明，一个是刚形成的民族正处在原始时期的文明。
　　宋朝后期虽然武力相对较弱，但用它强大的综合势力，经济与文化影响着辽国、金国等周边各国。促进了他们的汉化。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与进步。辽国逐渐废除奴隶制及歧视汉人的政策，金国更是不折不扣宋文明的仰慕者。金国在北京的皇宫是完全仿照的宋朝汴梁的皇宫建造的。金国的皇帝穿着宋式的皇服，文官的品级和宋一样。金朝实行科举取士，孔子的四十九世孙也被金主封为公爵，金主亲自行礼祭祀孔子。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金人全都模仿应用宋制。金国还学宋国印制纸币。苏东坡今天刚在宋出版的新书，明天就有可能在金国的大街上叫卖流行。从金朝遗留下的铜钱就能看出金钱就是只有汉字的典型中国式铜币。从留存至今的卢沟桥的建筑风格及技术来看，金人已完全成为"中国"人了。金国用短短的几十年期间，掠夺吸取与学习了大量的宋的财富与文化。就从落后的原始文明进化到封建文明。到金国灭亡前期，实际上金国以与南宋差别已经不大了。金国成为宋朝之后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富强的国家。但金国也在富强的生活中失去了曾经野蛮无比的战斗力。
　　像朱熹一样的一大批知识份子开始是坚决的抗战派，拥护政府进攻收复国土。但后来看到两国和平的局面。逐渐成为保守派不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不希望两国在大动干戈，破坏两国人们的安定和平的生活。不进行战争并不是少数人"苟且偷安"，这是民心所向，是符合全民的利益。
　　一个国家及王朝的灭亡，不一定是因为它自身的腐朽及内政混乱、君主的昏庸、民不聊生。一个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的国家有可能是面对外部野蛮的力量一时战略决策的失误、一次的战争失败就有可能导致。宋朝的皇帝极其统治者是相对于其他王朝的统治者都是比较开明的有功绩的。宋朝的灭亡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宋朝的灭亡有多方面的原因。宋朝也不是一个民族一个王朝之力一次打败的，而是多个民族与多个王朝一起之力多次打败的。蒙古是在灭了西辽、西夏、花刺子模等国，荡平中东、征服大半欧洲、统治大半世界、把宋朝的周边各国都归于其下之后才对世界上最繁华强大的宋国发动进攻的。宋人太文明，但使用先进的技术火药及战船把强大的蒙古联军钳制数十年之久。宋朝是在蒙古野蛮的铁蹄下坚持得最持久的国家。宋是文明的创造者，而蒙古是文明的掠夺者。宋人的失败是因为宋人太文明，宋朝的灭亡是因为宋朝发展得太快和当时野蛮的世界格格不入......

　　一个文明被消灭，并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希腊、罗马虽都被野蛮所消灭，但他们的文明依然是西方人的骄傲！世界人民依然景仰他们所开创的文明高度。在西方没有人会污蔑希腊、罗马，也没有人会崇敬突厥、土耳奇。一个没有文化粗鲁厉害的强盗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景仰。而我们现在的有些中国人却有些怪，我们对代表中华文明顶峰的王朝大加污蔑与抨击，而对屠杀创造出人类历史上优秀先进高超文明的我们祖先的野蛮人而大加歌颂与美化。我们好象不知道谁是我们的祖先。很难想象现在的犹太人会崇拜希特勒，而辱骂贬低被希特勒屠杀的犹太先辈。而在中国正是这样......我们习惯于把冷血的强盗屠杀我们先辈的屠夫美化成大英雄！我们习惯污蔑与褥骂在世界上给中国带来太多荣誉与骄傲的伟大的宋朝。这世界上只有中国人热忠于谩骂自己的祖先，在西方你很难看到有西方人骂亚里士多德的。而在中国我们不只骂朱熹，还骂被我们祖先千百年来誉为圣人、在世界各国被尊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连孔子、朱熹都可以漫骂的人，那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他还是中国人吗？古希腊奥林匹克文明在世界、在中国依然继续发扬光大！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宋明理学却被中国人自己批得一无是处。现在的大部分中国人竟不知道自己祖先的好，优越与难得。我们被野蛮的屠杀斩断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连续性。我们还配称作我们是宋人的后代吗？

　　这里只说了宋的好，没有说宋的不好。因为宋的不好众人皆知，已被教育宣传夸大。而宋的好却被忽视或被看成不好。宋被灭了，宋的好也被看做不好、被看做灭亡的原因。我们现在的人对宋朝的评价不公，我们对宋人不公，我们对我们的祖先不公。即使藐视东方文明傲慢的西方人面对宋朝开创的文明高度都不由自主的赞叹。为什么我们却蔑视我们古代的社会最顶峰的文明？但能够接触研究宋朝文明的西方人毕竟只是些极少数的人。难道我们的文明要靠别人来发掘吗？如果我们都不为我们的祖先说话，那要靠极少数的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学者说公道话吗？我们应该为宋朝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而自豪。我们应该为我们是宋人的后代感到骄傲。